她顿了顿，声音轻得像风吹麦穗。

“恨能传下去，也能停下来。”

然后，她从怀里掏出一枚检徽，放在桌上。

“这是我儿子的。他十年前辞职，说不想签一份明知不公的起诉书。我还给你们，但求……留一条活路。”

金属徽章在灯光下泛着冷光，像一颗冷却的心脏。

法庭内外，数百双眼睛盯着屏幕，没人说话。

陈景明睁开眼，看见李娟转头望向他，眼中含泪。

而葛兰芝坐在那里，手指蜷缩，脑海中某个画面一闪而过——妹妹跪在地上，一片一片捡起被撕碎的助学申请表，纸屑沾着泪水，黏在冻红的手指上……葛兰芝的手指还蜷在桌沿，像一截枯枝卡进石缝。

她没有抬头，目光死死钉在公诉书上那行加粗的“依法严惩”四字上——那是她亲手写下的结语，墨迹未干，却已如铁镣般压得她喘不过气。

脑海里又浮现出那个画面：妹妹跪在泥地上，十指冻得发紫，一片一片捡起被撕碎的助学申请表。

纸屑沾着泪，黏在指尖，像雪落在烧红的铁板上，瞬间焦黑蜷曲。

那天风很大，吹得屋檐下的玉米串哗啦作响，母亲躲在灶后抹眼泪，父亲一声不吭地抽旱烟，而她站在门槛边，手里攥着全村人凑出来的三百块钱，知道这钱买不来公平，只买得到一次考试的机会。

“我请求法庭……考虑减轻处罚。”

声音很低，几乎是耳语，却像一把钝刀划过寂静的冰面。

全场哗然。

旁听席上有人猛地站起，又迟疑地坐下；书记员笔尖一顿，在纸上戳出一个墨点；法官老吴眉头紧锁，镜片后的目光锐利如针。

可没人比程立峰更震动。

他坐在轮椅上，身体歪斜，右手仍紧紧握着那个银色u盘，仿佛它是维系最后一口气的呼吸机。

此刻，他看着葛兰芝缓缓摘下西装内衬的纽扣，露出底下那一角洗得发白、边缘磨损的蓝布衣领——那是九十年代北方农村中学统一配发的校服款式，领口绣着一个极小的“二”字，属于县二中初九八级的学生。

正是她妹妹穿过的那一件。

记者小马屏住呼吸，镜头悄然推近。

特写中，那抹褪色的蓝像一簇不肯熄灭的火苗，在满堂黑西装与法袍之间微微颤动。

他的手指轻轻调整焦距，录像灯持续闪烁，红色数字无声跳动：17:43:22\/记录中。

就在这时，侧门阴影里传来一阵金属摩擦地面的声音。

陈景明不知何时已挣脱轮椅扶手，双手撑着椅子边缘，试图站起来。

他的动作缓慢而艰难，肌肉颤抖如风中残穗，脊背弯成一张拉到极限的弓。

李娟立刻伸手去扶，却被他轻轻推开。

他的眼睛望着窗外。

那里，守灯亭外的野麦正随风起伏，金黄与灰绿交错翻涌，如同三十年前那个夏夜从未终结。

阳光斜照进来，掠过他凹陷的脸颊，照亮了瞳孔深处某种近乎神性的清明。

他抬起一只手，指向那片麦田。

喉咙滚动，气息断续，最终从干裂的唇间挤出几个字：

“梯子……还在。”

话音落下的瞬间，他整个人向前倾倒。

“陈景明！”李娟惊呼，扑上前抱住他颓然下坠的身体。

小杨医生冲进法庭，急救箱砸在地上，药瓶滚出半道弧线。

心电监测仪迅速接上，屏幕上的波形却异常平稳——没有骤停，没有紊乱，只有一条绵长、匀速、近乎安眠的曲线。

仿佛他的意识并非崩溃，而是主动沉入了某片更深的土壤。

人群骚动起来。

有人低声议论“精神崩溃”，有人说是“创伤后应激”，但更多人沉默地看着那扇敞开的窗，看风吹麦浪，看一朵野麦花打着旋儿飞进法庭，轻轻落在程立峰膝头的灰毯上。

电子屏忽然自动亮起，未等书记员操作，判决结论一行行浮现：

本庭认定：时代有罪，众生受苦。

周小海行为违法，但动机源于结构性压迫，酌情减刑，缓期执行。

附议：重建‘西河农民权益补偿机制’试点，由第三方监督委员会主导推进。

没有掌声，也没有欢呼。

只有沉重的呼吸和彼此交换的眼神，像是共同见证了一场不该发生、却终于发生的真相降临。

散庭时，天色将暮。

十余名穿着制服的检察官陆续走出法庭，脚步沉重。

他们在门口停下，默默解下胸前的检徽。

金属碰撞声清脆而冷冽，一枚枚徽章落入一只锈迹斑斑的铁盒——盒身用红漆写着两个数字：1996。

那是他们中许多人第一次参加工作的年份，也是这场悲剧开始的源头。

而在千里之外的城市公寓里，郑开源坐在黑暗中，面前是台老式台式机。

硬盘运转的嗡鸣填满房间。

屏幕上，一段段影像快速播放又删除：少年们在麦田奔跑、教室墙上贴满奖状、拆迁队推倒土墙、孩子们抱着课本蹲在废墟上哭泣……这些都是他曾称之为“青春赎买计划”的素材，用来制作一部揭露底层命运的纪录片。

光标停在最后一个文件夹上。

他闭了闭眼，按下删除键。

然后，新建文件夹。

命名为：梯子。

风还在吹。

麦浪不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