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景明睁开眼时，窗外的麦浪正涌向天边。

阳光斜切过病房的玻璃，在雪白的床单上投下一道金线。

风从敞开的窗缝钻进来，带着泥土与野草的气息，像是从未离开过那个夏夜。

他喉咙干涩，眼皮沉重得如同压了石块，但手指却微微动了了起来——不是无意识的抽搐，而是一种近乎执拗的挣扎，仿佛要抓住什么正在溜走的东西。

李娟一直守在床边。

她听见动静立刻俯身，握紧那只枯瘦的手。

那手冰凉，骨节突出，像一截被岁月风干的树枝。

她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：“你醒了……你说‘梯子还在’，还记得吗？”

陈景明的眼珠缓缓转动，目光落在她脸上，却没有焦点。

他的嘴唇翕动，发出沙哑的气音，像是久未使用的机器终于启动。

然后，他抬起右手，颤抖地指向床头柜上的手机。

李娟怔住，随即拿起手机，屏幕自动亮起——相册竟已自行打开，最新一张照片赫然浮现：三个孩子坐在高高的麦垛上，笑得肆无忌惮。

背后是1996年夏天的守灯亭，木柱歪斜，灯罩裂了一道缝，灯光却暖得能把黑夜烫出个洞来。

王强比着剪刀手，李娟扎着两条小辫，陈景明手里还攥着半块没吃完的糖饼。

那是他们人生中最明亮的一天。

“他们……还在等。”他喃喃地说，语不成句，眼神混沌，却透出某种异样的清明。

李娟心头猛地一震。

这不是简单的记忆闪回。

她在陆家嘴见过太多高管因高压崩溃后失语，也陪父亲走过阿尔茨海默病的最后时光。

可陈景明不一样——他的记忆碎片像是被某种力量强行串联，每一片都闪烁着标签般的冷光。

她忽然想起他在庭审前看到的那些浮现在人群头顶的文字：【代罪羔羊】【执行者之子】【失地母亲】……那些不是幻觉，是他大脑深处仍在运行的“系统”。

它没有随着高烧死去，反而在他意识沉沦之时，悄然接管了现实与过往的连接。

“你在看什么？”她低声问，把手机凑近他眼前。

陈景明没有回答，只是死死盯着那张照片，仿佛透过像素看到了活生生的人影。

他的呼吸变得急促，手指再次抬起，这次指的却是窗外——那一片翻滚的麦田，如同三十年前未曾收割。

李娟顺着他的视线望出去，心口忽然一紧。

守灯亭下，法院门前的直播屏还没撤走。

村民们依旧围坐在那里，沉默如山。

有人带来了板凳，有人铺了旧棉被，孩子们趴在大人肩头，又一次次被画面里的声音惊醒。

屏幕上正重播着判决录像，当“时代有罪，众生受苦”八个字缓缓滚动而出时，一个老人突然低下头，肩膀剧烈抖动起来。

旁边的女人没说话，只把手搭在他背上，指尖微微发颤。

记者小马蹲在人群边缘，镜头始终开着。

他原本只想记录一场审判，却没想到拍下了整个一代人的崩塌与重建。

此刻，他的镜头缓缓扫过旁听席，忽然一顿——一名年轻辅警站在角落，制服笔挺，肩章锃亮。

但他正低头，用指甲一点点抠着右肩一角布料，动作缓慢而决绝。

最终，“治安协勤”四个字被整块撕下，飘落在尘土里。

他抬起头，看见镜头，嘴角扯出一丝苦笑：“我穿这身衣服，是为了不让人欺负我妈。可我现在……是不是也成了欺负别人的人？”

小马没说话，只让红灯持续闪烁。

录像时间跳到18时47分12秒——仍在记录。

与此同时，省检察院大楼第七层，葛兰芝独自坐在办公室里。

窗帘拉了一半，夕阳将她的影子拉得很长，投在墙上像一道无法愈合的裂痕。

桌上电脑循环播放一段录音，只有短短十三秒：

“姐，我不想种地……我不想一辈子埋在土里……你答应过带我走的。”

那是妹妹的声音，十七岁，哭得喘不过气。

二十年前，她偷偷录下了这一段，作为自己坚持走下去的理由——她以为追求程序正义，就是在替妹妹讨一个公道。

可今天她才明白，她一路追逐规则，其实是在逃避愧疚：当年她考上了师范，妹妹却被拦在校门外，只因为家里只能供一个孩子。

她撕下西装内衬上绣着的“程序正义”四个字，布料断裂的声音清脆刺耳。

她把它塞进抽屉最深处，压在一本泛黄的初中毕业照下面。

照片里，五个女孩笑着比心，唯有她站得笔直，眼神坚定得不像个少女。

而现在，她第一次怀疑：那份坚定，究竟是信仰，还是自我安慰的牢笼？

同一时刻，文明转型研究院。

程立峰坐在轮椅上，面对一台老旧打印机。

纸张不断吐出，堆叠成厚厚一摞——全是《农民权益保障试点方案》的附件资料，有些页面甚至盖着“绝密”印章。

助手站在门口，脸色发白：“上面已经打来三通电话，说你要再往外传材料，就停职审查。”

程立峰没回头，右手仍稳稳按着u盘，像握着一把通往地狱又通向救赎的钥匙。

“让他们查。”他说，声音低哑，却带着铁锈般的重量，“有些东西，藏得太久了。”

窗外，暮色四合。

麦浪依旧翻滚，不知疲倦。第245章火种未熄

程立峰的手指在键盘上停顿了一瞬，老旧打印机的最后一张纸缓缓吐出，边角微微卷曲，像一片被火焰舔舐过的枯叶。

他低头看着那行标题——《关于1996年麦田征迁补偿款去向的审计建议（内部废案）》，字迹已有些模糊，但“未予立案”四个红章依旧刺目。

助手站在门口，声音发紧：“他们已经派人下来了，纪委、监察组，连保安都换了。您再不走，连u盘都保不住。”

程立峰没动。

轮椅的金属扶手被他攥得发烫，仿佛那是他与这个体制最后的连接点。

窗外夜色沉沉，研究院大楼灯火寥落，唯有他这一间还亮着灯，像一座孤岛。

“走？”他低笑一声，嘴角扯出一道冷峭的弧，“我在这儿干了三十年，写过七份农民权益提案，六次被‘研究后再议’，一次进了碎纸机。现在告诉我该走了？”